供述越改越接近现场，为什么仍不能据此定罪？

供述接近现场，还要查清细节从哪里来

被告人说出了现场细节，确实可能增强供述的可信程度。但如果现场信息早已掌握，笔录中的细节是在多次讯问中逐步出现，还要审查这些内容是否独立形成。最高检公布的一件再审抗诉案，纠正的就是把表面吻合直接当成真实供述的问题。

张某曾因故意杀人罪、强奸罪被判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其本人和家属持续申诉，律师后来向检察机关提出申诉。复查发现，原案缺少能够锁定张某的客观证据，有罪供述的签名经鉴定并非本人书写，供述与其他证据之间也有未能解释的矛盾。

最高检提出抗诉后，最高法指令再审。2022年，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撤销原有罪判决，宣告张某无罪。这里的依据是原有证明体系不足以认定犯罪，不能再把原判叙述当作已获确认的作案经过。

笔录签名有问题，关系到供述能不能使用

刑事讯问笔录不是办案人员记下文字就自然成为可靠证据。被讯问人是否看过、听过并核对内容，是否确认记载符合原意，影响它能否代表本人供述。

本案复查对笔录签名进行鉴定，确认有罪供述签名不是张某本人书写。材料还记载，部分笔录存在讯问人员未签名、疲劳审讯等问题，首次有罪供述之前的有关无罪辩解笔录也未见于卷宗。这些线索需要分别查明，不能只凭一句“手续不规范”略过。

现行刑诉法解释第九十四条规定，未经被告人核对确认的讯问笔录不得作为定案根据。第九十五条则把讯问人未签名等列为可以补正或者合理解释的瑕疵，不能补正或解释的才不得采用。两类问题的规则并不相同，不能一概说成补签即可，也不能把任何落款错误都直接等同于刑讯逼供。

“先证后供”为什么需要追问信息来源

原案现场勘查笔录、尸检报告先形成，张某随后在不同讯问中逐步补充了物品位置、尸体状态等细节。供述从与客观材料不一致，变得越来越接近，是否能够印证，取决于这种接近怎样形成。

如果侦查机关先从供述中获得只有亲历者可能知道的线索，再依法找到原先未知的隐蔽物证，其证明意义与先知道现场情况、后取得吻合供述存在差别。后一种情况要特别检查讯问过程是否传递了信息、历次表述是否稳定、矛盾为何变化。

“先证后供”本身并不当然排除供述。侦查通常需要先了解现场再讯问嫌疑人。需要避免的是循环证明：笔录内容若可能来自已经掌握的材料，就不能再仅凭它与这些材料吻合，反过来认定供述必然真实。

现场有血迹和指纹，不等于已经指向被告人

本案曾提取血指纹及血迹，但复查发现，血指纹特征不足，不能作同一认定；血型检验也不具有唯一指向性。重要物证下落不明，相关样本经查找仍无法补充送检。

这表明，“现场存在客观证据”和“客观证据证明由张某作案”是两件事。血迹能够说明某处发生过流血，却未必说明是谁留下；不能鉴定的指纹，也不能按最不利的方向填补结论。证据的存在形式不能代替其实际证明内容。

公开材料没有提供完整案卷，也没有认定另一名作案人。文章据此能够说明的是张某有罪的证明未达到法定标准，不能继续推测真凶身份、具体取证人员责任或未公开的后续赔偿。

证据补不回来，不能让当事人承担空缺

刑诉法第五十五条要求重证据、不轻信口供。只有被告人供述而没有其他证据，不能认定有罪；综合全案证据，还须排除合理怀疑。年代久远导致材料灭失，不能降低这一标准。

本案的审查并非找到一处签名问题就结束，而是同时检验供述取得程序、内容形成过程，以及客观证据能否独立建立人与案件的联系。穷尽调查后仍无法消除主要矛盾，原有罪判决就不能靠“曾经认过”维持。

提出类似证据异议，可以把具体笔录、对应现场记录和时间顺序列在一起，指出哪处内容首次出现、哪处签名需要核验，以及矛盾影响哪项定罪事实。这样的线索便于调查，但是否启动再审仍须依法审查。程序路径见生效刑事判决怎样纠错。

资料来源

案件依据最高检第六十三批指导性案例第三案（官方转载全文）。通知落款2026年7月15日，转载网页2026年9月24日公开，属于指导性案例文本，非原判决全文。规则核对刑事诉讼法及2021年刑诉法解释，核对日2026年11月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