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家塑料制品厂存在消防隐患,乡镇消防机构要求其停业整改,并在电表箱外贴上封条。企业因此停电停产。即便厂内确有需要改正的隐患,作出停业要求和查封电表的机构,是否具有相应权力,仍是法院必须审查的问题。
最高人民法院公布的一起涉企行政强制案例中,一审确认有关行为违法;二审进一步认为,涉事消防机构作为乡镇政府内设机构,不具有相应行政主体资格,要求停业整改也缺乏法律依据,遂改判确认相关行为无效。公开案例记载企业损失另案依法获得赔偿,但未披露赔偿数额。
消防检查后,电表箱被贴封条
某塑料厂从事塑料制品来料加工和销售。2022年8月10日,镇消防安全服务中心检查发现,厂内存在灭火器过期、线路未穿管、没有烟雾报警器等消防隐患和违法行为。中心随即下达《消防隐患责令改正通知书》,要求停业整改。
同一天,中心工作人员还在电表箱外粘贴封条,工厂被迫停电、生产经营中断。企业向法院起诉,请求撤销通知书并要求停止查封行为。案件不否认消防隐患的存在,争议集中在处理主体、措施性质和法定程序是否符合要求。
仅凭一张文书叫“责令改正”,不能决定它实际上施加了什么义务。要求企业消除隐患,与直接要求停业、控制电力设施,对经营的影响不同,应结合内容和实际措施判断。反过来,企业有权质疑措施,也不意味着可以忽视已经发现的消防风险。
一审确认违法,二审为什么改为无效
一审法院认为,消防中心是镇政府内设机构,不能以自身名义作出行政行为,应由镇政府承担法律责任。通知书名为责令改正,实为停业整改;有关机关未给予企业自行改正机会,也未告知其陈述、申辩权,程序违法。
考虑企业确实存在违反消防法规定的行为,一审判决确认通知及查封行为违法,驳回其他诉讼请求。企业上诉后,二审法院从行政行为无效的条件继续审查:中心没有相应执法主体资格,要求停业整改又缺乏法律依据,属于重大且明显违法。
因此,二审撤销一审判决,确认通知书及查封电表箱行为无效。法院并未因存在安全隐患而免除对权力来源的审查,也没有因主体错误就认定厂房符合全部消防规范。确认违法与确认无效的适用条件并不完全相同,不能把二审结果概括为所有程序瑕疵都必然导致无效。
一张封条背后,要核对谁有权采取措施
查封设施会即时限制使用并可能中断经营。行政强制法第十七条规定,行政强制措施由法律、法规规定的行政机关在法定职权范围内实施,行政强制措施权不得委托。本案法院查明,中心系乡镇政府内设机构,并不具有相应主体资格;公开案例还指出,镇政府自身也缺乏针对该企业财产的消防查封权及相关停业处罚权。
这些结论依具体机构、措施及法定权限得出,不是说任何乡镇都不能开展消防检查,也不是说发现危险时必须无所作为。检查、告知隐患、依法移送或由有权机关采取措施,有各自的职责边界。不能通过给文书换一个名称,或者让不具资格的内设机构直接实施查封,来代替法律要求的主体和程序。
检查记录、封条照片、现场时间、停电经过和通知书原件,可以帮助判断行为由谁实施、控制了什么以及发生何种影响。若双方对贴封条后的电力状态有争议,还需核对电表记录、停复电资料及其他证据,而不能仅根据企业经营困难推定所有事实。
消防整改与救济可以同时推进
厂内存在过期灭火器和线路等问题,是公开案例所载事实。企业对无权停业或查封提出异议时,仍应认真核查并整改自身风险,保存采购、更换和检查记录。整改不当然等于承认每一项行政措施合法;提出救济也不应被理解为允许继续存在危险。
对于有关机关,作出不利决定前应核对实施主体、具体法律依据、措施类型和依法保障的参与程序。若风险紧急或另有特别法规定,应按照适用规范判断,不能把本案的具体事实扩展成所有安全隐患都必须采用同一种措施。
二审判决确认两项行为无效。最高法案例同时记载,该企业相关损失已另案依法获得赔偿,但没有列出金额、具体项目及付款状态。不能把“另案获得赔偿”改写成查封案直接判赔某个数字,或推断企业全部停产损失均已获补偿。
需要哪些材料来说明停产影响
企业可以把通知、封条照片、停复电记录、检查材料和生产订单按时间排列,分别说明查封是否存在、由谁实施、何时停止,以及哪些经营影响与该行为有关。损失主张若进入赔偿程序,还需要核对合同、收入成本、替代措施与实际损失,不能将停业期间全部营业额直接等同利润损失。
公开案例只披露审级和后续概况,没有列明案号、赔偿数额或全部检查文书。其他案件应结合当地机构授权、实际消防风险、措施依据及证据作独立判断,不能将本案结果直接套用于任何检查。
资料来源
最高人民法院涉企行政强制典型案例第二批,案例二(2025年8月18日公布,公开案例摘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