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筑企业被冒名投标，刑事立案监督为何带来行政纠错？

名下出现副锁，企业否认参与投标

2024年9月，某建筑公司陆续收到多地住建部门发出的串通投标行政立案通知。公司自查后称，自己从未在有关地点参加工程投标。向相关部门查询时，它发现名下多了一个用于投标的数字证书副锁，怀疑有人伪造材料办理后冒名操作。

公司于同月报案，侦查机关未予立案，也未作书面回复。2024年12月，公司认为伪造公司印章的行为应当刑事立案，向检察机关申请立案监督。这里的立案监督是针对侦查机关是否应当立案，不等于检察机关已经确认每一项投标活动的责任人。

2025年1月，检察机关要求侦查机关说明不立案理由。侦查机关提出，具体嫌疑人尚无法确定、不能排除公司实际参与投标，并对当地管辖权有疑问。检察机关结合副锁办理地和部分项目实施地，认为当地侦查机关具有管辖权，并进一步调查。个案中的管辖判断依赖具体行为地点，不能只因中介所在地就推定所有类似案件都归同一机关。

主锁、副锁与标书记录要放在一起看

调查首先核对企业自身保管和投标记录：公司原有主、副锁统一保管于外省总部；此前在有关省份最后一次投标是2020年6月的纸质现场投标，而涉案项目为2023年2月的网上投标。涉案电子标书使用的印章还是其他公司的印章。这些资料共同支持公司并未实施相关投标的结论。

检察机关还向数字证书管理机构、交易平台开发维护方和招标单位了解流程，调取电子标书。该平台中，副锁可以下载和制作标书，网上投标需要主锁授权确认；平台接收文件时审查是否有主锁盖章，却不审查主、副锁是否一致。因而，被伪造的副锁存在用于冒名投标的可能。

这并不是说副锁单独就能完成所有投标，也不是说任何电子认证都不可信。每个平台的权限、日志和校验方式可能不同。企业否认操作时，证书申请材料、保管与授权记录、标书内容、操作日志和实际业务活动，应相互印证；单凭系统显示公司名称，或单凭公司口头否认，都不足以代替完整调查。

没有再次立案，不等于没有发现伪造

顺着副锁代办线索，检察机关找到委托代办人。调查查明，该人于2022年11月受身份不明人员委托，伪造公司印章并据此制作材料，经中介办理副锁，再将副锁交给委托人。此人因其他犯罪及伪造公司印章罪正在服刑。

法院此前已对其伪造该公司印章等行为作出判决。检察机关认为，就公司所申请的该项立案监督，案件确不符合再次立案条件，于2025年4月向公司回复并释法。这一结论有既有生效判决的具体背景，不能概括为“找不到所有参与人就不立案”，也不能把监督答复写成已经查明每一名冒名投标者。

立案监督结果与行政处理能否纠正，需要分开看。即使没有另行启动公司期待的刑事程序，调查中依法取得的证据仍可能帮助行政机关核实谁实施了相关行为。反过来，出现刑事报案也不会自动使行政程序停止或使企业当然免责。

调查证据怎样进入行政纠错

检察机关刑事检察部门将相关材料移送行政检察部门审查。2025年7月，检察机关向有关住建部门通报调查结果，移送伪造印章供述、证书办理记录和生效裁判文书，围绕证书功能、责任主体与证明标准沟通，建议不予行政处罚。

2025年8月，该住建部门采纳建议，作出不予行政处罚决定，纠正原拟对公司及法定代表人合计168万余元的罚款处理；其他有关住建部门亦相继终止立案或不予处罚。原公开材料同时使用“拟处罚”和“撤销原拟罚款决定”的表述，未提供完整文书，因此不能据此断言此前已经送达生效处罚决定，更不能写成法院判决撤罚。

收到通知后，怎样整理可核对的材料

应分别保存行政立案、事先告知、处罚决定等文书及送达记录，确认现在所处阶段。对涉嫌冒名的事实，可以围绕企业证书保管、授权人员、涉案投标时间、标书印章、平台操作和项目业务记录逐项说明，并依法提出调取本人无法取得的数据。

如果已有刑事报案或立案监督，还应说明报案内容与行政争议之间的对应关系，保存答复和可以合法提供的证据。证书记录异常需要结合证据形成过程审查；企业实际授权、追认或者参与的情形，与本案检察机关查明公司未参与投标的情况并不相同。

资料来源

最高人民检察院：依法平等保护企业合法权益典型案例，案例六（2026年5月19日公布，检察机关公开案例摘要；未披露完整行政文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