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托企业给亲属或其他关系人发薪，受贿数额怎么算？

先查为什么给钱，再查给了多少

企业聘用国家工作人员的亲属，合同、岗位和发薪流水都可能真实。识别受贿要先问，企业为何设置岗位、选择这个人并给出这份待遇。企业请托过什么事，国家工作人员做过什么，双方有没有就工作安排或待遇交换意思，能否找到把这些事实连起来的材料？这一步决定能否把薪酬中的某笔利益评价为受贿。只有当利益输送有证据支持时，才进入全额或差额的计算。

《刑法》第三百八十五条规定了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的基本构成，第三百八十六条规定按受贿所得数额及情节处罚。两高2007年意见第六条把特定关系人挂名领薪纳入受贿判断，第七条涉及国家工作人员授意把财物给特定关系人的情形。依第十一条，特定关系人还可以包括与国家工作人员有其他共同利益关系的人。公开案例没有披露第二案领薪人与国家工作人员关系的具体类型，因此这里沿用“特定关系人”。

参会签字为何没有形成合理薪酬

第一案中，张某在担任某国有控股银行副行长期间，利用职务便利帮助某信托公司拓展业务、销售债券。信托公司负责人提出让张某的妻子到关联基金公司任独立董事并领薪，张某同意。该负责人知道她不符合任职条件。她在任期间远程参加三次董事会，也在部分文件上签名，但基本不发表意见，签名前没有审查材料，履职报告由别人代写。她在任三年多领取40万元。

办案机关把这笔钱与信托公司此前得到的职务帮助联系起来，并核对了独立董事实际应做的工作。偶尔参加会议、签署材料能证明她做过这些动作，无法说明她进行了独立判断、审查文件或承担了其他实质工作。检察机关据此按全部40万元认定这笔受贿。2023年8月，一审认定张某犯受贿罪和利用影响力受贿罪，判决已经生效。公开案例另列张某本人在职时为一家投资公司参股的企业取得贷款、与投资公司负责人约定离职后领薪、离职后挂名收款的事实，而利用影响力受贿的事实略去。前一安排对应2007年意见第十条所涉在职谋利、约定离职后收受并实际收受的情况。妻子挂名所得40万元属于公开材料所列的受贿事实，不能从并列的另一罪名推断这笔钱的定性。

同样是远程出席，有人提前审阅议案、对交易风险提出意见、跟进问询并留下本人形成的工作记录，实质履职的证据就会不同。参会次数有助于还原过程，却不能单独成为扣减报酬的依据。人选缺少资格也需要结合案情理解。它能解释为什么企业安排显得异常，刑事认定还要回到职务行为、给付目的及实际劳动。

真干了工作，为什么还是有815万元差额

第二案中，李某在国有企业担任销售部部长、党委书记等职务期间，利用职务便利帮助某汽车集团及其子公司开展经销业务、推进物流合作。汽车集团按李某提议增设执行总裁、总裁岗位，由李某的特定关系人先后担任。公开材料载明，这名任职者有实际工作，内容相当于副总裁，却拿到了更高待遇。六年多的薪酬、奖金和车辆等财物合计价值1174万元。

检察机关核对任职前后的职务帮助、设岗经过、李某对待遇的认知，以及企业给付的目的，认定畸高部分与职务帮助有关。计算时，检察机关参照同期工作内容相当的副总裁最高薪酬予以扣减，已取得的利益中高出这一标准815万元。2025年12月，一审认定李某犯受贿罪，判决生效。案中另有企业承诺的1500万元特别奖金，案发前尚未支付，法院在整体量刑中认定受贿数额有部分属未遂。已领待遇的差额、未支付的奖金和全案其他受贿事实，应分别列明。815万元只对应公开材料所述已取得待遇的差额。

这个个案选择同公司、同时期、职责相当的最高薪酬，有特定证据背景。如果直接与名义上的总裁待遇相比，可能把专设岗位的溢价带入基准。反过来，用普通员工平均收入，也会低估管理工作的价值。若可比人员承担同等预算、团队及绩效责任，收入结构更接近，比较才有说服力。企业内部缺乏可比岗位时，需要核对同期、同地、同行业的任职条件和待遇资料，并说明来源与可比程度。简单拿某一年的行业均薪乘任期，会忽略岗位、奖金周期和收入结构的变化。

工资单上的差异怎样变成可证明的差额

薪酬证据可以按三个问题拆开看。第一，岗位如何出现。招聘计划、编制审批、候选名单、薪酬审批和企业同时期其他人的待遇，可以说明岗位在请托前是否已存在，以及为什么为某个人设岗。第二，当事人做了什么。把名片上的头衔、合同所列职责与会议意见、项目决策、授权范围、下属分工和绩效资料逐项对照。业务系统记录可用来核验文件由谁撰写、审核与提交。第三，哪些财物实际上已交付。除了工资流水，还要核对奖金何时到账、车辆是归个人所有还是正常公务使用、同等岗位通常是否享有同类待遇。

比较时需要保持口径一致。如果涉案待遇含年度奖金和个人取得的车辆，而对照薪酬只用月度基本工资，就可能把正常福利一并算进差额。若企业把一次性奖金在账上计提，还应核实承诺是否落实到实际交付。尚未取得的给付有自己的事实和法律审查，不能径直当作已经收到的工资。薪酬逐年变化时，也要考虑职责范围和经营业绩是否同步变化，并用同期材料检验后来形成的解释。

正常招聘中，亲属胜任岗位，实际完成工作，拿到同类人员通常可得的待遇，即使有过推荐，也欠缺以薪酬输送利益的事实基础。相反，一个人有真实劳动，也可能在正常待遇以外收取与职务帮助对应的额外利益。两种情形之间，亲属身份、任职形式与表面高薪都是需要调查的线索，证据仍要回答交换关系及金额。若特定关系人是否知情、是否通谋也成为争点，需要逐人核实其行为和认识。两案公布的处理对象及结论不能替代其他人的责任审查。

2026年解释如何与先前规范并读

两起案件在2023年和2025年已分别作出生效裁判。2026年11月发布的典型案例援引2007年意见。其中第六条直接处理挂名领薪，第十条处理约定在离职后收取财物等情形。对于已经付出实际劳动的第二案，案例记载检察机关采用该意见第一条关于交易差额的规则思路，核算正常劳动报酬以上的部分。2007年的官方答记者问也区分了挂名、实质工作但明显超薪、正常工作领薪三种情况，并说明当年的意见未为明显超薪情形给出专门数额办法。

2016年两高司法解释第十三条列明了如何认定为他人谋取利益，第十六条第二款规定特定关系人收受财物后，国家工作人员知情而未退还或者上交时如何认定受贿故意。自2026年5月1日起施行的解释（二）第十一条对收受财物的通常计价时点作了规定，第十三、十四条进一步区分借其他国家工作人员职务行为谋取不正当利益与利用职务上隶属、制约关系提供帮助等情形。第二十四条规定，此前司法解释与其不一致时以新解释为准。新解释没有为亲属领薪制定统一薪酬基准。两高在其施行后发布的两件典型案例，展示的是根据具体工作和给付证据分别核算的方法。对新案，仍需先确定职务行为和给付性质，再根据各笔利益实际取得的情况确定数额。比如企业日后经营好转，正当绩效报酬也可能随之上涨。需要再查涨薪依据是否在事前确定、类似人员能否得到同等待遇，以及涨薪决定与具体职务帮助是否存在对应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