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罪之后还要核查什么？自愿性、非法取证与证据不足

认罪之后，事实审查并没有结束

嫌疑人已经承认行为、表达愿意接受处罚，案件是不是就只剩下量刑问题？不是。认罪认罚的自愿性、供述取得方式是否合法、供述内容是否真实，以及全案证据能否达到法定证明标准，是相互关联但各有对象的判断。

认罪认罚从宽可以在符合条件时影响处理和程序选择，但不能降低事实证明要求。一个人真诚、自愿地承认，也可能因记忆错误而说错细节。另一方面，某份供述受到非法取证影响，应予排除，也不意味着案件中其他依法取得的证据自动消失。把这几层审查分开，才能既保护当事人的程序权利，又对真实发生的犯罪依法处理。

最高检第五十三批指导性案例中的两起案件，呈现了不同的问题。付某盗窃案中，重点是曾经认罪的人的身份与活动轨迹能否经得起核对。刘某等人的案件中，重点是指定居所监视居住期间供述的取得方式及排除后如何补充侦查。两案都发生在审查起诉前后，与已经生效的刑事判决如何通过申诉或再审纠错，是不同阶段的问题。

案例一 自愿表达与客观身份不能画等号

快餐店手机被盗后，监控中的男子使用付某的证件信息在网吧登记。付某后来表示认罪认罚，案件移送检察机关后又赔偿了失主。但现场视频中的男子面部不清楚，体型与付某有差异，付某关于食物、手机位置等细节的供述也与失主陈述不一致。

检察人员再次讯问并解释可能的法律后果后，付某改变原供述，称自己没有盗窃，案发时不在当地，证件曾经丢失，并反映此前受到不认罪会被关押等话语影响。检察机关审查发现，其认罪认罚的自愿性、真实性和合法性存在疑点，因此继续调查。

对身份的核查并未停留在“他说自己没有做”。办案人员要求补充手机定位、骑行记录、亲属及同事证言等材料，核实其活动地点，并查明其曾补换丢失证件。现场视频清晰度不足以比对辨认，网吧视频已被覆盖。最终检察机关查明，付某案发时不在案发城市，盗窃行为并非其所为，依法作出不起诉决定。

证件登记信息能证明有人使用了某项身份信息，不能单独证明使用者就是证件持有人。赔偿和认罪是需要审查的行为，也不能替代对本人是否在现场的独立核验。检察机关作出的不起诉与法院宣告无罪是不同程序。本案也没有在公开材料中确定真正盗窃者，不能把对付某的结论扩大为对他人的认定。

案例二 排除受非法取证影响的供述

另一起案件中，相关嫌疑人被采取指定居所监视居住措施。检察人员审查逮捕材料时发现一人供述前后矛盾，随后获悉其反映曾遭殴打，饮食和休息没有得到保障。检察机关调取录像，将讯问时间与通知书、笔录比对，又逐一询问同案人员。

部分关键时段录像缺失，其他记录显示存在长时间连续讯问和违法使用戒具等问题。检察机关综合认定，侦查人员实施的有关行为使嫌疑人遭受难以忍受的痛苦，依法排除相关人员在指定居所期间作出的有罪供述，并要求更换侦查人员，移送涉嫌刑讯逼供的线索。

这次判断针对的是具体取得过程与特定供述。不能因为一个人后来被判有罪，就倒推早先所有取证手段合法。也不能因为录像缺失就不加调查地断定任何一份证据都必然非法。审查应尽可能还原方式、时间、频次和身体状况，再依法判断排除范围。

排除后，其他证据能够证明有关人员涉嫌犯罪，但部分事实仍不清楚、证据不足。检察机关自行补充侦查，重新讯问嫌疑人并询问被害人，又就有关问题退回公安机关补充侦查。其后检察机关提起公诉，法院一审对有关被告人判刑，公开材料记载被告人均未上诉。

这一结果并不削弱排除规则。非法供述不能因有利于追诉而被保留，而剩余材料及依法补充取得的证据是否足以定案，需要独立审查。如果补充后仍不能达到法定标准，不能以曾经存在的非法供述填补缺口。

三个问题的证据基础不同

第一是自愿性。应了解当事人是否理解指控和法律后果，是否受到暴力、威胁、引诱等不当影响，是否得到依法应有的辩护或法律帮助。讯问过程、录音录像和当事人对形成经过的说明，都可能成为核查线索。

第二是供述合法性。不是所有讯问瑕疵都产生同一种后果。应区分证据种类、取证方式及法律规定的排除条件。2024年五部门排除非法证据规程对非法供述范围、重复性供述例外、不同阶段的审查及处理程序作了规定。重新讯问并不自动消除先前刑讯的影响，是否符合例外还要核对法定条件。

第三是真实性和证明充分性。即使供述自愿、取得合法，也需要核对细节是否与现场、物证、电子记录、证人陈述相互印证。多份材料如果来自同一信息源，表面数量增加，并不必然增加独立证明力。视频被反复向嫌疑人展示后形成的细节，与嫌疑人在未接触视频前独立说出的细节，其证明意义可能不同。

对不同问题的回答也不应互相替代。自愿性存在疑问需要调查，不等于已经证明所有指控虚假。确认某份供述应排除，不等于其他证据均不能使用。材料合法也不等于内容必然真实。最后仍须把经过依法查证的证据放回全案，检验每个需要证明的事实。

当事人和辩护人怎样提供可核查线索

如对讯问过程有异议，可以尽量说明具体时间、地点、人员、方式、持续时间，以及身体状态和可能存在的录像、体检或就医记录。记不清某个细节不应自动被解释成虚假，但越能指出可以核对的材料，越有利于有权机关调查。

如争议涉及身份或不在场，应注意实际使用人和登记身份之间的区别。证件丢失记录、设备归属、工作或出行记录、知情人等，都可能提供核验方向。电子记录应结合生成方式、设备使用人和完整性审查，不能假设手机在什么地方，人就必然在同一地点。

辩护人可以依据案件所处阶段依法提出意见、申请排除非法证据或者申请调取有关证据。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也应获得对认罪认罚性质和后果的必要说明。具体程序、材料能否调取以及结论如何，取决于个案和办案机关依法审查，提出申请本身不保证排除或不起诉。

现行规范与原案时间分开

两起案例主要在2019年至2020年办理。2017年五部门严格排除非法证据规定当时已经施行。2024年排除非法证据规程自当年9月3日起施行，对现在的程序分析具有意义，但不应写成原案当年已经适用的文件。

2026年修订的五部门认罪认罚从宽指导意见强调证据裁判、法定证明标准，以及自愿性、真实性、合法性保障。它可以说明目前的制度要求，却不能改变历史案件实际采取的处理。分析旧案时，应先核实当时发生了什么，再说明今日规则如何评价同类问题。

从这两案可以看到，程序保障与查明事实并行。一个案件中，独立证据证实认罪者并非实施者，检察机关作出不起诉。另一个案件中，非法供述被排除后，办案机关继续收集和审查其他证据，案件依法进入审判。二者没有统一的结果，统一的是不能用认罪替代证据，也不能用结果倒推取证合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