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通事故伤者有基础疾病,保险赔偿可以直接打折吗?
交通事故双方同责,保险公司主张伤者基础疾病应减赔。法院认为疾病本身不是法律过错,判赔248127.09元,二审维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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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事故双方同责,保险公司主张伤者基础疾病应减赔。法院认为疾病本身不是法律过错,判赔248127.09元,二审维持。
患者膝关节手术后发生损伤,鉴定认为术中神经保护不到位并有因果关系,医方负轻微责任。法院判赔医疗费等16476.24元。
患者先后接受两家医院治疗后死亡,鉴定指出前院存在诊疗过错,后院告知不全面,但没有明确后者与死亡结果的关系。案件最终以甲医院赔偿78万元调解结案。本文区分各院过错、因果关系和责任大小,说明为何不能把医院数量当成分责比例。
员工投保前体检发现右肺磨玻璃结节,多次复查无增大并如实告知,后来确诊肺癌。保险公司以既往症拒赔,法院判付30万元。本文分析疾病定义、医学举证与健康告知的区别,并说明连续投保不能直接推定等待期如何处理。
患者未接受进一步检查和两次住院建议,死亡后家属又拒绝尸检,医院是否就能全部免责?一则官方案例中,法院仍认定医院存在用药过错并承担30%赔偿责任。本文分析患方不配合、诊疗过错和因果关系证明怎样分别影响结果,并区分旧案与现行民法典。
患者家属签过手术同意书,不意味着此后所有诊疗措施都已获得同意。一则结肠手术纠纷中,医院未按约定条件选择术式,病历多处代签又使原因力鉴定不能,最终承担全部赔偿。本文区分具体告知、证明障碍与赔偿范围,说明这一结论的适用边界。
付费、注射和售后分别由不同机构完成,消费者并不因此失去追责对象。莫某案中,多方以整合资源开展项目,隐瞒实际提供者、产品与人员等重要信息,被认定构成消费欺诈。本文说明合作结构怎样进入责任判断,并区分共同参与与单纯转介。
医美机构有许可证,不等于能够开展任何级别的手术。周某案中,医院隐瞒缺乏相应项目资质,被认定对消费型医美构成欺诈,承担三倍服务价款赔偿。本文说明机构资质、项目级别和身体损害属于不同审查问题,结果不满意也不等于当然欺诈。
刘某投保的重疾险列明“良性脑肿瘤”,实际诊断为颅内动脉瘤,理赔请求未获支持。法院区分保险责任范围与免责条款,不能仅凭诊断名称包含相同字样就推定承保。文章说明病历、治疗方式与条款如何对应,以及这种区分不能成为隐藏免责的借口。
独生子并不意味着在任何情况下都能取得父母全部遗产。高某乙诉高小某案中,儿子长期不尽经济和精神赡养,在父亲重病、身后事务中仍不理会,法院认定构成遗弃并判其丧失继承权。本文说明严重失责与一般家庭矛盾的区别,以及第二顺序继承和已取存款返还如何衔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