融资租赁先扣服务费和保险费,拿不出服务凭证能全收吗?
融资租赁中提前扣下服务费和代收保险费,不等于相关费用都应由承租企业最终承担。最高人民法院公布的案件中,租赁公司无法证明提供了具体服务,也不能证明代缴了保险费用。二审法院认定相关收费属于变相高息,应在未付租金中扣减,并相应调整违约金计算基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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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资租赁中提前扣下服务费和代收保险费,不等于相关费用都应由承租企业最终承担。最高人民法院公布的案件中,租赁公司无法证明提供了具体服务,也不能证明代缴了保险费用。二审法院认定相关收费属于变相高息,应在未付租金中扣减,并相应调整违约金计算基数。
国有股东转让股权需要进入产权交易场所,并不意味着可以忽略其他股东的优先购买权。法院公布的一起混合所有制企业案件中,原股东在交易前明确保留该权利并提出异议,交易场所却未答复、未告知是否如期交易,直接完成了对外转让。法院支持了原股东的优先购买请求。
某化工公司的原料进项和产成品销项不匹配。税务机关进一步核查经营场所、生产条件和资金回流,认定其在没有真实交易的情况下取得和开具虚开发票,并作出税务处理处罚决定。
融资方把煤炭买卖金额夸大后,付款企业在银行核实文件上盖章。最高法再审保护银行的信赖,并区分追索、债权反转让与不得重复受偿,说明确认文件及实际付款记录的重要性。
购车人逾期还贷,销售公司代偿并报案。检察机关核查资金和证据后监督撤案,双方随后达成并履行还款协议。文章区分刑事诈骗要件与民事债务。
案外人持转账记录、借条、法院调解书和抵房协议,要求停止执行房屋。法院查到82万元转出后第三天回流85万元,借条卡号与形成时间矛盾,房屋也仍由被执行人居住。本文说明完整流水、真实抵债与排除执行的不同审查,以及移送犯罪线索和刑事定罪的区别。
银行先收1000万元融资承诺费,之后分三次发放3.5亿元贷款。企业欠款后,二审法院认定提前调配资金属于银行固有经营成本,将承诺费从借款本金扣除。分析收费名称、实际服务、另付费用与本金核算之间的关系。
委托机构代购车辆,合同只写代理费三百五十元,提车发票却比收款车价少五千五百元。刘某案认定机构不得隐瞒真实价格、把差额另作服务报酬,支持返还。本文区分委托采购与固定价转售,说明发票价差为什么需要放回真实交易关系分析。
机构在新三板公司虚假年报发布两天后签订七百五十万元认购协议,后来依据造假索赔。法院结合面对面议价和尽调能力,认为未证明基于该年报作出决策。定向交易与集中竞价的价格形成不同,但专业机构身份也不表示永远无法获得虚假陈述救济。
银行名义放贷二千五百万元,同时要求企业接下部分不良债权却不实际交割,企业实际只用到一千零九十一万元。二审按真实资金关系调整本金,并据长期实际履行确定利率。识破名义安排不意味着借款人自动享受低息,隐藏条款与真实成本需要一并还原。
借款人签约收到十五万元后,把银行卡和密码交给中介,贷款由他人使用。法院未支持“不是自己用钱”的抗辩,判令名义借款人还本付息,保证人按约担责。实际用款人与合同借款人可以不同,能否排除责任要看真实意思、银行知情等具体事实,不能只看钱最终流向。
付费、注射和售后分别由不同机构完成,消费者并不因此失去追责对象。莫某案中,多方以整合资源开展项目,隐瞒实际提供者、产品与人员等重要信息,被认定构成消费欺诈。本文说明合作结构怎样进入责任判断,并区分共同参与与单纯转介。
银行把签约、放款、还款等数据上链存证,并通过跨链方式向法院提交。法院仍审查原始数据、平台可信程度、身份与意思表示,案件最后调解解决。本文区分“上链后未改动”与“交易本来真实”,说明区块链为何不能替代完整的借款证据。
平台员工掌握流量扶持、合作恢复及上架审核等权限,收取合作方财物,可能构成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刘某案提示,内部反腐不能只盯采购和高管。本文以已公开裁判分析职务便利、利益交换和证据保存,区分刑事判断与企业纪律处分。不把内部怀疑或退缴款项直接等同于定罪免责。
员工成为改制公司股东后辞职,按章程领取退股款,又要求恢复股东资格。指导案例96号支持特定改制背景下的约定回购。本文说明初始章程与真实退股合意的重要性,并区分章程回购、异议股东回购及抽逃出资,避免把个案结论套用于所有股权激励。